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中，科技的力量，尤其是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不仅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还成为复工复产的新动力。
首先，在疫情防控方面，此次疫情提出了三大基本挑战：一是面对新病毒的威胁，能否对潜在风险尽快形成准确认知，确定诊疗方案；二是对疫情影响程度不同的地区和人群，能否科学决策、精准施策；三是面对复杂的局面，能否推动全社会以高效的组织协同执行决策。可以说，在这三个方面，数字技术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认知和决策上，数字技术的价值早有共识。千百年来，人类的认知和决策都依赖于有限的经验，以及基于有限数据的传统统计工具。数字技术使我们掌握的数据量激增，大大改善了信息不充分的问题，由此可迅速提高认知和决策的效率与质量。这在此次疫情防控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由于病毒的高传染性，防控必须与病毒“赛跑”，因此，“认知”病毒、研发疫苗和药物、制定防控措施的速度便显得至关重要。数字技术在这场“赛跑”中，为人类抢到了宝贵的时间。例如，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利用高通量测序技术仅用时10天就破译了此次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与非典的基因测序相比时间大大缩短，为检测试剂和疫苗的研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浙江省疾控中心上线自动化全基因组检测分析平台，利用阿里云达摩院的人工智能技术将疑似病例基因分析由数小时缩至半小时，大幅缩短确诊时间，并能精准检测出病毒的变异情况。
在精准施策方面，数字技术更显现出不可替代的作用。控制源头、切断传播途径是防止疫情扩散的关键，但面对巨大的返乡、返工人流，要识别出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并不容易。通过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政府部门可以迅速掌握患者动态、患者流动范围、确定密切接触者，这也为阻止病毒扩散提供了快速而精准的行动指引。事实上，防控疫情并非单线程任务，而是一个既要保障社会安全，也要维持社会运转的“双命题”考题。这道考题难度极高，因为确保安全需要人员隔离，维持社会运转需要人员交互，要答好防控疫情的考题，必须不断动态调整、平衡好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要素，这就需要社会各界密切、高效地组织协同。
数字技术的核心特征之一，便是通过数据的流动，让人们能够超越时空限制，实现“非接触”协同。有了这个技术，在抗疫的过程中，便能以“非接触”确保安全，以协同确保社会运转。从疫情期间我们的数字平台的数据，便可看出数字技术对于这道“双命题”不可或缺的作用。自从2月3日复工以来，我们的数字平台上有超过1000万家企业组织的2亿上班族在线开工；有大约5000万学生通过我们的数字平台在线上课；到2月17日，全国有一半以上省份启用我们的数字复工平台指导企业安全复工。可以说，数字技术已经全面介入疫情防控期间社会运转的方方面面。不难想象，如果没有数字技术，这次疫情防控会艰难得多。
在关键时刻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让我们不得不再次审视数字技术的价值，并思考经过这次大考，数字技术沉淀下来怎样的能力，将来又可以在哪些方面助力国家的发展。近年来，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不断发展，以数字化为核心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轮廓日渐清晰。经此一役，不仅证明了数字技术在极端应急场景下的强大能力，其在认知、决策施策、组织协同三方面表现出的普适价值，也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在未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宏大命题中，数字技术可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方面，数字技术可成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力工具。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与其他国家相比，当前我国的社会治理挑战之多，内部差异之大举世罕见。因此，要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认知问题、科学决策、精准施策、组织协同等能力都是必然要求。
数字技术空前提高了人类汇集、分析、传播信息的能力，既可为认知、决策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指引，也可为施策、组织协同提供高质量的信息辅助。这数字技术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发挥巨大作用的根本原因，也是其未来长期助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底气所在。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也可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事实上，这一点在过去已有证明，但是，此次疫情让我们又有了新认识。一方面，和各级政府一样，数字技术也为企业提供了动态管理、精细管理、科学管理的工具；另一方面，过往，企业的数字化往往只是在产品、营销、服务等方面搭建数字化的配套设施，此次疫情，数字化从“配菜”升级为“主菜”，很多企业不仅将组织架构全面在线化，为了适应快捷扁平的在线模式，还进行了组织流程改革，这种公司肌体本身的系统变革，使一些公司发生了深层次的“化学反应”。组织管理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企业，都表现出了快速适应能力，有效抵御疫情带来的冲击，便是证明。未来，随着越来越多企业数字化程度的提高，数字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将“串珠成线”，升级到产业链的层面，甚至“由点到面”，汇聚成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
